從德國教育看台灣
─為什麼教不出明辨是非
作者鄧鴻源聲稱,德國的義務教育讓學生懂得分辨是非與對錯,對國家、社會與人群有同理心與公德心,對弱勢族群與小動物有愛心,且懂得自重與尊重別人。(資料照,鍾昆翰提供)
日前友人寄來一篇報導,談德國教育,令人感慨萬千。
德國人相信,被嬌慣的孩子缺乏自制力和獨立生活的能力,長大後的社會適應能力差,孩子在小的時候,就應該學會吃苦耐勞,培養出他們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,以及改變世界的本事。這樣的孩子在面對挫折和困難時,不會惶惑無助,而是自信堅強。
反觀台灣人的子女並非如此,而是長期被嬌生慣養成為「媽寶」,以致缺乏自我管理和獨立生活的能力,面對挫折和困難時,通常不知如何是好。如現在許多大學生,考試、註冊或搬到宿舍時,居然需要家長陪同照顧!還有前不久,台大師生上網公開募款,資助他們登山以培養所謂「未來領導力」,實在是貽笑大方。這些不是現代「媽寶」,又是甚麼?
須知,德國高中生就常利用假期去打工,或畢業後先到國外落後國家做公益一年,以色列高中畢業就要去服兵役,學習自立自強。我們高中生畢業後卻迫不及待上大學,進去大學又沒幾人認真讀書。以色列人在軍中培養一身未來創業的本領,我們大學生畢業後卻不知幹甚麼,只是高不成,低不就,出國「深造」回來的人,通常也一樣找不到好工作!
德國的孩子在長大後,都會離開父母去自闖一片天地。所以在德國,每年都有一大批大學與中學生在假期時間,萬里迢迢來到南美洲和非洲一些較為落後的國家當義工,過上一段艱苦的生活,在這項獨特的體驗活動中鍛鍊自己的社會適應能力,且一切費用從自己平時打工賺取。
反觀台灣的孩子,每年寒暑假出國,名義上說是「遊學」,卻常是在父母陪伴與呵護下,到國外遊山玩水,走馬看花,且吃住都要求高檔,這樣怎麼可能培養小孩的吃苦耐勞與獨立自主的能力?
德國的父母認為,如果讓年輕人輕易得到巨額財富,很可能會將他們推向墮落的深淵,所以很多依靠自己奮鬥成為富豪的德國企業家們,都紛紛表示不會把自己的財產全部留給子孫,而是將絕大部分甚至全部財產都捐給了社會慈善機構,而且子女們也對父母的這種做法表示敬佩和支持。
反觀台灣的父母呢?大都自私自利,都希望將自己財產百分百留給子女,為了避稅,甚至有企業家將大部分財產隱匿在國外,也不願意死後捐作公益,結果妻妾與子女互相勾心鬥角、爭奪財產,有何意義?為何不效法諾貝爾成立基金會,對世界文明與和平做出貢獻?畢竟一些富家子弟,看到家長哪麼有錢,大都好吃懶做,不求上進,等待父母死後爭遺產,屆時大肆揮霍,以致往往富不過三代,留下罵名。
在西方社會中,人們都普遍認為父母的財產是屬於父母的,他們有權利去支配自己所屬,作為子女,不應該期望從父母那裡得到財富,屬於自己的財富只能通過自己努力工作來獲得,他們相信這樣才會有自豪感和成就感,才能體會到什麼是真正的快樂,如巴菲特、比爾蓋茲與馬克左克柏等人,已經簽下承諾誓言,未來將大部分財產捐給公益事業。
2018年才剛進入到第3個月,大書蟲比爾蓋茲(Bill Gates)已迫不及待向大眾分享他的兩本愛書。(圖/gatesnote)
巴菲特、比爾蓋茲與馬克左克柏等人,已經簽下承諾誓言,未來將大部分財產捐給公益事業。
反之,台灣社會並不是如此,大多數有錢人都自私自利,一毛不拔,惜財如命,自以為家大業大,「高人一等」,其實可能連一位只有小學學歷的賣菜或自助餐婦人的品格都不如,因為後者尚知「取之社會,用之社會」,台灣許多富豪大都不這麼想,其中有些人財富怎麼來,可能都有問題,所以常被人瞧不起,因為他們都「窮」得只剩下錢,不知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為何?
德國人深信:社會是一個整體,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尊重,只有懂得尊重別人的人,才配擁有尊嚴,整個社會氛圍才會和諧,人們生活才會愉快和安定。例如,有位華人去德國探親時,一次在遊覽漢堡動物園途中去了趟洗手間。當他出來時,被一位德國女士攔住問道:「可曾見到一個小男孩兒在裡面?」她說兒子進入洗手間很久了,到現在還沒有出來。原來是馬桶的拉杆突然失靈,沖不下水,男孩為了把自己用過的廁位沖乾淨,不把髒臭留給下一位,就自己動手修理。這位男孩認為,讓別人難受有失自己的尊嚴,這就是公德心與同理心的展現。
反觀我們,幾人有如此公德心與同理心?許多人到郊外風景區遊玩,離開後垃圾往往亂丟,只求自己方便,還有某黨高官,只因反對年金改革,居然公開鼓勵公務員「能撈就撈,能混就混,只要自己好就好,國家讓他倒沒關係。」如此自私自利,缺乏公德心與同理心,只要自己好,不管別人死活的態度,如何令人尊敬?能比得上以上德國小男孩嗎?一個國家是否有偉大,從其公民基本素養可以看出來。
德國父母非常注意孩子的品德教育,他們認為,良好的品德是被感染,不是被教導的。他們從來不要求孩子去死背所謂「道德準則」,而是從以身作則與心靈深處去啟發他們的良知,從日常生活中去讓他們體會什麼是倫理道德,如馬偕博士與新北市五股鄉的觀音山揹水人便是如此。
反觀在台灣,許多家長要求子女從小死背「弟子規」與「四書五經」等「道德準則」,以為這樣長大後就比較懂得倫理道德,事實並非如此,如雍正、曾國藩、李鴻章、左宗棠、蔣介石等人,莫不飽讀詩書、深諳孔孟仁義之道,然而行為上又符合嗎?雍正為了保住權位,殺兄弟,連兒子也無法倖免,曾、李、左等漢人官吏,對已經投降的太平天國將士處以「凌遲之刑」,連南京城內許多無辜的老弱婦孺也不放過
,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中的角色又如何?可見這樣的教育是有問題的。
1898年,滿清政府的京師大學堂(北大前身)在北京開學時,光緒皇帝親臨主持,師生約有一千多人,抱括外國記者。光緒皇帝說,國家之所以積弱不振,任強權宰割,原因是官吏普遍貪汙腐敗,人民生活習慣差,根本原因是教育,只重視四書五經等偽善的倫理道德之學,忽視西方國家的民主、法治與科學教育。光緒認為這是國人心中之賊,只有全面破除,國家才有救。很難得中國皇帝有這樣的遠見,可惜當時國家權力掌握在老太后手中,已時不我予,獨木難撐腐朽不堪的大廈於既倒。
德國中小學校裡有個課程叫「個人的社會健康教育」,課程不要求孩子要有遠大理想,而是讓他們了解如何自律和怎樣融入社會。這門課程主要有四個核心觀念:熱愛生命、公正平等、誠實、守信,是今日德國能夠富強的主因。
反觀我們的教育,從小要求學生要有「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聖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」的「雄心壯志」,然而當他們日漸長大後,發現自己前途渺茫,連養活自己都越來越難,還有何理想與抱負可言?看到台灣社會許多有學問的「大人」都自私自利、「偷雞摸狗」、言行不一,與以往書中所提到的理想社會恰好背道而馳,失落感自然與時俱增。
德國教育有一門綜合課,將地理、歷史、人文、文化、宗教、各類常識和政治等綜合在一起,涉及的範圍很廣,這門課讓孩子們在短時間內學了很多知識。他們高明之處就是從各方面的基本知識入手,讓孩子們對人,家庭和社會有個概括的認知。老師會給出各種不同的題目讓學生們在課堂上演講,事先孩子們要在課外找資料,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,所以德國小孩都有自己的獨到見解。
再者,由於德國落實師徒制的職業教育,讓學生擁有一技之長,可以生產精緻又耐用的高端商品,以致待遇、退休福利與社會地位並沒有比其他行業差,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,所以沒有人有明星學校迷思,因此沒有人刻意去補習,也就沒有補習班到處林立之畸形現象。換言之,人家書沒有我們讀得多,智慧與國民所得卻遠高於我們,值得我們省思。例如,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,德國發明的東西超過三千萬種,其中包括暢銷全球五大洲的名貴雙B轎車與保時捷。
反觀我們的教育,從小灌輸知識與黨國主義教條,不然就是超前學習,擔心輸在起跑點上,以致補習班到處林立,但現代知識卻被分割得支離破碎。教育部要求老師進修,學習知識統整的教學,他們說學不來,其實是不求上進,希望一本講義教到退休,也不重視學生自學能力,以致許多學生即使唸到大學或研究所時,總是靠死記死背,沒有創意,也沒有獨立做研究的能力,有時為了獎金、升等或「業績壓力」,需要「加工」論文
,以致會被國外專業人士抓包。連職業學校也重視升學,科技大學也重視寫論文,不重視實際操作與一技之長,以致勞工與上班族之所以長期低薪,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更重要的是,德國孩子會懂得體諒別人,懂得團隊合作的重要性。德國學校還普遍鼓勵孩子飼養小動物,也會組織學生到養老院陪老人聊天和做義工等活動。還會自己做些小玩意或食品來販賣,為慈善組織募捐,或參加環保等公益活動,以激發孩子們的愛心和社會責任心。在德國人看來,高貴的品德就是自重與尊重別人,是對社會和大自然的熱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。
反觀台灣的學生呢?會懂得體諒別人與團隊合作嗎?學校有鼓勵學生養小動物嗎?學校與補習班每天上課到晚上八、九點,學生有時間養小動物嗎?一般學生只會上網或在街頭唱歌,假藉愛心募款,也不會自己做些手工藝品或食品來販賣,假日不是到補習班去補習,就是去上網咖打電動或沉迷於手機,哪有時間參加環保或護幼等公益活動?這樣又如何激發孩子們的愛心和社會責任心?又如何培養他們自重與尊重別人的品德?
他山之石,可以攻錯。德國的義務教育讓學生懂得分辨是非與對錯,對國家、社會與人群有同理心與公德心,對弱勢族群與小動物有愛心,且懂得自重與尊重別人;職業教育培養學有專精的技術人才,製造世界一流商品,賺全世界的錢,而且很重視勞動者的待遇與福利。這就是德國偉大之處,值得我們見賢思齊。
*作者鄧鴻源為台大物理博士、文化大學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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